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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疫情下的澳洲醒狮表演团

每逢农历新年,澳大利亚各地的舞龙舞狮团都会忙得团团转。可是今年将是另一番景象。

由于近来澳大利亚部分地区疫情反复,许多农历新年庆祝活动要么被取消,要么不得不缩小规模。

“我们舞龙队到现在还没有接到一个订单,”维州最大规模的醒狮团之一、墨尔本中华青年会舞龙队队长詹智皓(Franklin Chen)在接受ABC中文采访时说。

不只是詹智皓的舞龙队受到了严重影响,事实上,ABC中文近日联系的多家醒狮团都表示今年接到的订单量与往年相比减少了约60%到70%。

就连坚持在春节期间举行舞龙舞狮游行近百年的墨尔本唐人街今年也不得不打破传统,具有重要文化象征意义的“千禧龙”将首次缺席农历新年庆祝活动。

悉尼,各地方市议会都决定缩小农历新年庆祝活动的规模。

Parramatta市议会已取消了大多数农历新年的庆祝活动,仅保留了花灯游行。

Willoughby市议会计划于2月20日在The Concourse剧院举办文化庆典音乐会(Cultural Celebration Concert ),随后将于2月27日举行首届农历新年喜剧节(Lunar New Year Comedy Festival)。

而往年都会举办“亚洲以外最大规模春节庆祝活动”的悉尼市政府今年也选择只保留80个独立的小规模活动,包括实施社交距离限制的年货市场、点亮花灯以及在当地餐馆举行的一些小型活动。

订单屈指可数

上世纪80年代初就被舞狮舞龙表演吸引的薛宝林(Cecilia Hsieh)说,新冠疫情对她创立的弘德国术团来说是一次“双重打击”。

据薛女士回忆,去年农历新年期间,她们在即将抵达舞狮表演现场的时候接到了邀请他们的餐馆的老板的电话,告诉她不用来了,因为店里一个客人也没有。

鼠年大年初一那天,澳大利亚确诊了首例新冠病例,许多华人社团、商家和企业的活动被迫纷纷取消,餐饮业陷入停滞状态

薛宝林感叹,目前来看,2021年的情况也不尽如人意。没有收入就意味着他们无法更新舞龙舞狮的道具和服装,还要精打细算才能保证场地租金能按时交上。

除了弘德国术团之外,由于前景不明朗,再加上交不起一年四万多澳元的训练场地租赁费用,周家拳武术协会也不得不将每周的训练搬到了可以免费使用的天后宫,团队人员规模也不得不大幅缩小。

对于这些依靠志愿者的社区醒狮团来说,表演场次的大幅减少无疑会带来沉重的财政打击。然而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其实远不止这些。

在维州乡镇城市本迪戈(Bendigo),已经有了上百年历史的大金山瑞狮团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往年,他们农历新年前后一天要跑十几场表演,而今年,他们只接到屈指可数的订单。

队员交替在往年是正常现象,但在目前这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他们无法正常招收新成员。

“[舞狮]这个概念对于[本迪戈当地]很多人来说还很陌生。因此,只有扩大团队规模,才能让大家感到有安全感。”

在昔日的淘金小镇本迪戈,每年复活节街头游行都是醒狮团展现自己招募新成员的大好机会。

但是去年,这座城镇的第150届本迪戈复活节(Bendigo Easter Festival)活动因为新冠疫情而被迫取消了。

直到今天,这支百年老团还尚未开始招募新队员的活动,人员出现青黄不接。

从“狮头狮尾”搭档到人生伴侣

虽然从字面上看“舞狮”好像与“舞蹈”更为接近,但其实舞龙、舞狮属于武术功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即便是在没有表演的日子里,醒狮队员们也需要每周进行常规训练,以维持体能和技巧。 因此,疫情造成的十多个月的停训对队员来说影响很大。

周家拳武术协会的教练兼发起人林志浩(Frank Lam)笑着说,一些狮头队员长出了“疫情膘”,而这会给那些负责托举动作的狮尾搭档们增加难度。

有别于单人体育运动,舞龙舞狮是一种团队协作运动,基本上不可能实现“云舞狮“的线上训练。

从“狮头狮尾”搭档到人生伴侣,越南裔情侣安娜·杨(Anna Duong)和艾伯特·阮(Albert Nguyen)在疫情期间会在家里一起观看视频复习舞狮动作,但“这跟真正的训练完全没法比,”安娜说。

目前在队里负责锣鼓配乐的安娜表示:“我们[在家]只能用筷子和鼓掌来练习打节奏,除此之外没什么可练习的了。”

大金山瑞狮团里任少年舞狮团教练的马来西亚华人移民唐伟腾(Wei Tong)说,封城期间他们也尝试进行了“云舞狮”,但由于能练习的东西实在有限,原本时长2-3小时的训练只能被缩短至45分钟。有趣的是,这其中还包括十多分钟的中文汉字学习。

这个醒狮团中只有几位是华裔,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当地社区的欧裔澳大利亚人,但他们的舞狮表演中还会融入用蔬果摆出的中文字词。

唐伟腾说,诸如“福”、“吉”、“平安”等中文单词都是他在“舞狮网课”中会覆盖到的知识点。弄懂这些字的组成不仅是演出需要,还是一种文化需求。

即使“线上舞狮”并不容易,但大家还是想方设法地通过远程互动来增加团队间的联系。

位于墨尔本的弘德国术团甚至还举办过跨州培训,与来自悉尼和布里斯班的醒狮团一同训练。

“不止是身体状况,我们在线上见面时还会关注大家的精神和心理健康状况,”周家拳的舞狮教练招浩然(Alex Chiu)如是说。

为了让团员在居家隔离期间能有一定的社交活动,墨尔本中华青年会舞狮队的队长王安迪(Andy Wang)说他们还会举行烹饪分享会,让本来十分无聊的生活充满乐趣和爱心。

“疫情期间我们发现一些成员的精神状态欠佳,有时还会缺席线上会议,于是我们就创新性地举办了线上烹饪课等各种趣味活动,希望以此来鼓励大家多[线上]相聚,多向彼此询问近况。”

在这些醒狮团中,还有只身一人疫情期间留在澳大利亚的海外留学生。

来自新加坡的印度裔留学生阿瑟斯瓦拉·迪格尔(Athesvara Dirghar)就是其中之一。

他说封城期间大家会通过过线上“俯卧撑挑战” 等方式来互相鼓励和督促,这些远程互动和寒暄使得作为一名留学生的他在疫情期间没有感觉很糟糕,也有了归属感。

训练“泡泡”

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很多舞龙舞狮团才慢慢开始了他们的例行面对面的训练,希望为牛年春节做好准备。

在经历了漫长的停训后,ABC中文采访到的所有醒狮团都一致表示,对线下训练的恢复感到格外的兴奋和开心,因为成员之间早已经像是家人一样。

不过,为了确保每个成员的健康,一些醒狮团采用了“社交泡泡”的形式,将大家分成规模更小的小分队来分头进行训练。

牛年钟声即将敲响,尽管过去的一年充满了坎坷和挑战,醒狮团成员仍然对新的一年充满憧憬。

source https://mobile.abc.net.au/chinese/2021-01-30/australian-lion-dace-group-hit-hard-by-covid-19-pandemic/13080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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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澳对华铁矿石出口增长25% 为缓和两国关系留有空间

与中国的贸易至关重要,因为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向中国出口铁矿石和煤曾在世界金融危机时帮助澳大利亚避免进入到经济衰退。

中国游客和中国赴澳国际留学生也曾帮助澳大利亚的经济创纪录地快速前行。

此外,2020年在澳大利亚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中,如果不是因为针对中国出口的铁矿石骤增,否则澳大利亚可能会经济下滑得更加严重。

因此,中国在如此艰难的时刻对澳大利亚备受干旱困扰的农民增加贸易壁垒,就带来了些许紧张情绪。

目前,澳大利亚统计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ABS) 最新的数据显示,总体而言,这次的贸易摩擦尚没有伤及澳大利亚。

事实上,澳大利亚的出口行业正处于更好的状态。

根据统计局贸易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出口顺差达到历史第四高峰。

疫情和贸易关系紧张

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恶化始于去年年中。当时有证据将新冠疫情的源头指向了武汉。
一场由美国和世卫组织WHO领头,试图寻找中国政府于疫情之初在控制病毒传播上做了什么的国际运动开始了。

澳大利亚积极支持这一进程

在澳大利亚对这项独立的针对疫情起源和早起处理进行的调查表示支持不久之后,中国便开始对澳大利亚出口商品施加限制

虽然澳大利亚政府曾多次就试图解冻双边关系致电中国政府官员,但中方一直都没有接听电话。

铁矿石出口是关键

澳大利亚大麦、牛肉、红酒和木材都是面对中国贸易限制的行业。

煤炭出口也被削减。

有报道说船只在中国口岸外滞留,以希望进港卸货,这带给人们澳大利亚和中国贸易关系受到严重威胁的想象。

然而,在现实中,澳大利亚铁矿石对中国的出口量一直很大,并且仍旧保持着健康的趋势。

据Pilbara港务局的数据显示,对中国出口铁矿石从去年11月的3444万吨增加到12月的4000万吨。

统计局最新数据则显示,金属矿对中国出口在12月增长了25%。

(中国正在迅速地超过其他主要进出口国家。)

“对中国出口的金属矿增长主要是受到铁矿石出口增长的驱使。去年12月铁矿石出口增长了19.51亿澳元(25%),达到9.658亿澳元,占澳大利亚12月铁矿石出口的79%,”统计局报告这样写道。

Maccom集团大宗商品分析师马克·博文(Mark Pervan)表示,没有什么证据显示铁矿石对华出口会停止持续高涨。

“去年对中国的进口数字而言是创纪录的一年,钢铁生产数字也创下纪录,”博文说。

“第一季度看起来不错,尤其是中国农历新年之后到三、四月之间,我认为没有什么信号显示经济会停滞。”

“所有信号都指向2021年会是不错的一年。”

中国需要澳大利亚的铁矿石

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学院的主任詹姆斯·劳伦斯森(James Laurenceson)表示最新的贸易数据证明中国可以让澳大利亚经济卑躬屈膝的想法是错误的。

“澳大利亚政府已表达了自己在与中国相关的问题上保持着‘策略耐心’,”劳伦斯森说。

“我相信这些经济数据会给他们继续保持一阵子策略耐心的信心。”

“这是简单的旧式经济学。”

“统计局数据显示了中国不能或者不愿意完全切断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依赖,并且他们是出于对自己的利益这样做的,不是出于对澳大利亚出台的任何政策行动的回应。”

中国不仅仅大批进口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出口。

12月澳大利亚对中国谷物出口也增长了681%。

“小麦对中国出口继去年8月开始的零出口后,达到了2.5亿澳元。”

据统计局数据显示,这是有史以来澳大利亚对任何国家小麦出口目的国单月最高纪录。

澳大利亚坚持立场

自从双边外交关系陷入僵局后,澳大利亚对中国施加贸易限制的反应没有发生变化。

澳大利亚的反应一直是愿意和中方进行坦诚公开的对话。

上周末,莫里森总理表示他仍在等待中国开启对话。

“当然,我们重视贸易和其他更为复杂广义的关系,我们将会利用任何我们认为对澳大利亚改善关系有利的机会。”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正如劳伦斯森教授所言,其他国家都在观望,随时随地都可以替代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

“当其他国家,例如我们的盟国:美国、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等抢占我们对中国出口的份额时,情况对堪培拉来说将有些困难。”

数据给予政府喘息的空间

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澳大利亚和中国让出口商感心存恐惧。

其中一些出口商还在关税、制裁以及其他贸易制裁问题上苦苦挣扎。

再加上目前的干旱现状,对很多人来说形势仍旧严峻。

但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贸易限制尚没有对澳大利亚经济造成直接威胁。

的确,从一个更广大的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其实毫无威胁。

深入理解中国政治经济策略动机可能并不容易,但数据不会说谎,最新的数据应给可以为政府提供一些信心,尤为重要的是,为政府寻找与我们最大贸易伙伴缓和关系预留出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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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s://mobile.abc.net.au/chinese/2021-01-26/australian-economy-coping-well-after-chinese-trade-restrictions/13092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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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情报机构称自由党捐赠者刘辉峰涉国家安全风险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调查发现,支持自由党一些知名议员的一名墨尔本中国商人正面临被驱逐出境,此前他被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ustral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Organisation,ASIO)评估为对国家安全具有风险。

asio liu haha

关键看点:

  • 墨尔本商人刘辉峰(人称哈哈)是自由党捐赠者,与助理国库部长迈克尔·苏卡和后排议员廖婵娥有联系
  • 他共同创立了一个社区援助组织,该组织同意接受中国驻墨尔本领事馆的资助并与他们分享信息
  • 反对党领袖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敦促政府调查有关刘辉峰向自由党捐款的问题以及他与两名自由党议员间的联系

这位商人叫刘辉峰(人称哈哈),是自由党的政治捐赠者,也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他与联邦自由党议员廖婵娥(Gladys Liu)和助理国库部长迈克尔·苏卡(Michael Sukkar)建立了联系。

目前刘先生正在法庭上对这一驱逐令提出异议。此前,联邦政府出于对安全的担忧拒绝了他的永久居留权的申请。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AFP)的一名发言人早前确认,ASIO领导下的反外国干预工作组(Counter Foreign Interference Taskforce)正在调查刘先生,但拒绝进一步置评。但一名信源本周一晚表示,刘先生不是该工作组的调查目标。

刘先生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他认为ASIO将他评估为具有安全风险,因为他是一个颇具人气的澳大利亚华人邻里守望协会的会长,该协会同意接受中国驻墨尔本领事馆的指示。

该协会,即澳大利亚紧急互援协会(Australian Emergency Assistance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AEAAI),在涉及说中文者的警方事件和司法案件中担任中间人。

该协会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信上向其超过5.5万名微信会员——他们主要是居住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华裔——宣传自己是一个基层社区平台。

它拥有超过一千名志愿者,他们承诺在几分钟之内赶赴澳大利亚各地的案件现场。

根据ABC获得的秘密文件,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承诺给澳大利亚紧急互援协会提供经费,并同意对涉及需要领事协助的中国公民的犯罪事件、紧急情况、事故和“安全风险”进行汇报。

澳大利亚紧急互援协会曾得到廖婵娥的公开鼓励,她与刘先生有密切联系。

廖女士帮助现年52岁的刘辉峰与维州警察局建立联系,而且根据刘辉峰的说法,在与国会议员和商业领袖的活动中为他翻译。

廖女士作为墨尔本东部奇瑟姆(Chisholm)联邦选区的议员于2019年7月首次发表议会讲话时,他还在联邦众议院的观礼席观看。

刘先生还接近与奇瑟姆邻近的迪肯选区(Deakin)的国会议员、助理国库部长迈克尔·苏卡,后者邀请他到国会大厦与他同桌参加2017年的政府财政预算晚宴。

苏卡先生在2016年至2018年的一系列只有特定人士能参加的活动中与这位政治捐赠者合影留念、拥抱和喝酒。

在领事馆宣布与刘先生达成协议六个月后,这位助理国库部长给刘先生发了一张圣诞贺卡,感谢刘先生在2017年的“友谊和支持”。

资深大律师杰弗瑞·沃森(Geoffrey Watson SC)曾协助新南威尔士州独立反腐委员会(NSW Independent Commission for Corruption,ICAC)。他呼吁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打击他所说的外国势力对自由党内部的影响。

他说:“这表明,现在被认为可能是一个具有恶性影响力的人,已经有渠道接触到政府的最高层,苏卡先生,一位部长。”

沃森表示,现在是时候莫里森先生解雇廖婵娥以回应这些被揭露出来的事了。

他说:“廖婵娥现在已经与若干起不当影响力的事件联系在一起。”

“令我震惊的是,她仍然拥有总理对她的信心,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将她与政府甚至与自由党本身分开。”

联邦反对党领袖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已经敦促政府调查有关刘辉峰的捐款的报道以及他与两名自由党议员间的联系。

“自由党需要解释那些明显存在的联系,以及为何一名在任高级部长似乎与这位先生有关联,” 阿尔巴尼斯周一(1月4日)表示。

“迈克尔·苏卡对政府来说一直是个麻烦,他每次有什么新闻都是在曝出各种丑闻的时候……”

与自由党人物联系密切

有关刘先生活动性质的指控是在他向联邦一法院提出上诉,起诉联邦移民部长和ASIO,以寻求留在澳大利亚时提出的。

法院批准了他留在澳大利亚,暂时不用被驱逐。此前,移民部长在去年9月份以品格理由拒绝了他的重大投资者永久居留签证申请。

“我没有做任何不该做的事,也没有违反澳洲法律,”刘先生在墨尔本家中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说。“取消我签证申请的决定是非常不公平的。”

刘先生至少从2014年开始在澳大利亚居住。

与刘先生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告诉ABC,至少自2016年以来,他一直在ASIO的视野中,他与ASIO有过几次会谈,其中一次就在2016年。

同年,他创立了澳大利亚紧急互援协会,并出现在澳大利亚新成立的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退伍军人协会的照片中。

移民部长对他的签证申请作出的决定引出了若干问题,那就是自由党及其某些议员是否与刘先生建立了互惠互利的关系。

廖婵娥和苏卡先生为这位自由党的捐赠者提供了进入权力走廊、联邦议会以及与内阁部长和政府议员一同参加活动的渠道。

2017年4月,刘辉峰先生和苏卡先生参加了由自由党筹款协会迪肯200俱乐部(Deakin 200 Club)主办的私人活动,助理国库部长苏卡先生是该俱乐部的创始成员之一。

自由党2015-16年的公开记录显示,在2016年7月大选前夕,刘先生向自由党联邦维多利亚州分部捐赠了两万澳元。

2016年6月,他参加了一系列选举前筹款活动,当时的外交部长朱莉·毕晓普(Julie Bishop)、前总理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和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也出席了这些活动。

同月,他正式启动了澳大利亚紧急互援协会,并在社交平台微博他的账号上大量展现他与自由党资深人物在一起的照片和帖子。

他发了政客为他出口到中国的产品样品签名的照片。一张照片显示苏卡先生和刘先生捧着一盒签了名的“透明质酸胶原蛋白面膜”。

在另一张照片中,前总理约翰·霍华德在自由党筹款机构维多利亚企业论坛( Enterprise Victoria)于只有特定人士才能参加的雅典娜俱乐部(Athenaeum Club)举行的一项活动中,亲笔签名了一盒“超抗皱面部精华素”。

在他的微博帖子中,刘先生感谢廖婵娥女士为他与阿博特先生、毕晓普女士和商业领袖作翻译。

“在廖姐的同声翻译下,我的发言声情并茂,”他写道。“我和Tony谈到大选,谈到难民,谈到移民政策,谈到治安。”

2018年,廖女士和刘辉峰参加了澳大利亚紧急互援协会、维州警察局和莫纳什市议会举行的一个会议,讨论了社区治安问题。

这是2018年和2019年澳大利亚紧急互援协会和维州警察局参与的一系列会议和社区论坛之一。

廖婵娥出席了澳大利亚紧急互援协会的年度会议并发言,包括在她当选为国会议员后,以显示她对协会的持续支持。

刘先生还发布了2016年至2018年与苏卡先生参加活动和晚宴的照片,包括在苏卡先生担任国会情报与安全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主席期间的照片。

“今晚受邀参加澳大利亚联邦财政部副部长Michael Sukkar的私人晚宴,”刘先生在2017年4月27日发布的一个帖子中说。“他席间不断地给别人说我是他的老朋友……”

在向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提供的一份声明中,国会议员廖婵娥说,她与刘先生的唯一往来是以其担任澳大利亚紧急互援协会会长的身份进行的。

“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关系,” 她的声明说。“针对刘先生的指控令人担忧,应进行彻底调查。”

她说,她从未得到过刘先生的“财务支持”,并且对针对他的指控不知情,直到ABC与她联系。

苏卡先生的发言人说,尽管部长和刘先生过去曾数次参加过相同的“地方活动”,但“在过去的两三年”已经没有了。

他拒绝回答有关具体筹款活动的问题。

这位发言人在给ABC的一份声明中说:“苏卡先生从未与刘先生举行过私人会议或对话,当地都知道刘先生不讲英语。”

声明还说,刘先生收到的圣诞贺卡是苏卡先生每年寄出的约5000张“个性化圣诞卡”之一。

刘先生还向新州自由党捐赠了1125澳元,以购买2017年11月由格拉迪斯·贝雷吉克利安(Gladys Berejiklian)出席的“与州长对话”(Premier in Conversation)活动的门票。

目前尚不知道刘先生是否向该党进行过其他捐款。

自由党维多利亚州分部的负责人山姆·麦奎斯汀(Sam McQuestin)说,刘先生的“财政捐款……已经根据《联邦选举法》规定的我们的义务向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披露了”。

根据联邦选举法, 少于14,300澳元的捐款不必申报。

刘先生也受到维多利亚州工党政府的宴请,维州州长丹尼尔·安德鲁斯(Daniel Andrews)在2018年即将离任的多元文化事务议会秘书长林美丰(Hong Lim)的退休宴会上为他颁了一个奖。

安德鲁斯先生的一名发言人说:“来自所有政党的国会议员都被邀请参加许多社区和多元文化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他们经常被要求与参加者合影。”

对街头犯罪的恐惧

2016年,刘辉峰和廖婵娥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动员微信上来自墨尔本华人社区的大型团体。

他们都散布了关于针对华人社区的街头犯罪的新闻。

当时,廖婵娥是自由党维州分部的一名助选人和杰出的筹款人。

而于2014年在墨尔本以一家小型时装公司起家的刘辉峰,当时正在树立起在华人社区人脉广泛的领导人和保护者的形象。

ABC采访的管理澳大利亚紧急互援协会的理事会一名资深成员说,刘辉峰经常吹嘘与廖婵娥的密切联系,“给别人一个印象,那就是他是个大人物”。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保护该理事会成员的身份,因为他担心遭到中国政府的报复。

“他提到他们是老朋友很长一段时间了,”他说。 “他曾经提到,‘我们一起吃晚饭’。有时候,她会邀请他参加一些活动。”

2016年,廖女士告诉一名记者,对工党政策不满意的华裔澳大利亚人正涌向澳大利亚紧急互援协会的微信群。

她说:“人们对安全感到非常恐惧——他们将其与移民政策联系起来。”

“人们指责工党让移民尤其是难民进来。因此,为了应对日益恶化的治安,人们成立了微信小组以吓跑劫匪。人们感到害怕……

“他们看到警察没有保护他们。”

刘先生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包括在澳大利亚紧急互援协会官方媒体合作伙伴当地中文新闻网站亿忆网(Yeeyi)上的一篇文章中。

“刘先生告诉记者,维州每分钟都有事件在发生,”文章说。“然而墨尔本每个辖区内的警力只有区区数人。”

在接受澳大利亚特别广播服务SBS中文普通话节目(SBS Mandarin)采访时,刘先生说:“我们给警察提供了一些小助手的作用,因为现在澳洲的警力确实有限。”

廖婵娥的反工党宣传被认为助力联盟党在2016年联邦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获胜。当年的联邦大选在澳大利亚紧急互援协会启动几天后举行。

她针对墨尔本选区迪肯和奇瑟姆的选民,在这两个选区,自由党的迈克尔·苏卡和朱莉亚·班克斯(Julia Banks)分别赢得了席位。

当联盟党快要宣布选举获胜的消息时,刘先生参加了媒体活动,并与时任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朱莉娅·班克斯、苏卡先生和廖婵娥在墨尔本合影留念。

刘先生于7月9日在微博上发帖说:“从昨天到今天,全澳新闻滚动播出都是我与现任总理Malcolm Turnbull的身影,恭喜自由党获胜,恭喜Malcolm Turnbull总理连任成功。”

与中国领事馆的协议

去年11月,在与澳大利亚紧急互援协会的领导层部分成员发生激烈争执后,刘先生辞去了该协会会长的职务。这些领导成员指责他隐瞒了他与ASIO之间的事情。

“我感到被背叛了,我感到愤怒,我感到被利用了,”接受ABC采访的互援协会理事会一名成员说,“我认为每个人,我们的普通成员,都有权利知道这背后的真相。”

在互援协会成立的四年半时间里,该协会已树立起一个一周七天、每天24小时为社区服务的团体的形象,人们可以通过微信、电话、新开发的手机应用程序或者面对面地联系到协会的志愿者。

中国公民和澳大利亚华人一直都愿意向该协会的志愿者提供关于他们生活的私密个人信息。

该协会以非盈利公益组织性质注册,其目的是在出现犯罪事件、紧急情况、事故、灾难和疾病爆发时协助讲中文的居民配合澳大利亚警方、司法机构与紧急服务机构的行动。

紧急互援协会最近也得到澳大利亚主流媒体的报道,报道称,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该协会的志愿者团队对失踪、抢劫案件做出了反应,并为居家隔离的居民送去了补给物资。

但新闻报道里没有提及的是,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已于2017年7月宣布该协会为其官方“领事保护援助机构”,会在中国公民需要与澳大利亚当局打交道的情况下提供援助。

据报道,在协议公告中,刘先生承诺将与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密切沟通”。

ABC获得的秘密文件中说,紧急互援协会同意接受领事馆的指示,向领事馆报告涉及中国公民的事件,并提供“安全风险信息”。

该协会与领事馆签署的委任书规定,“协会将按照总领馆逐案授权和明确要求,指派志愿者”。

文件中说,志愿者应该“协助总领馆赴事发现场了解案件情况,为需要救助的中国公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并及时向总领馆通报案件情况”。

该文件还要求志愿者遵守澳大利亚法律,据紧急互援协会理事会成员称,该文件于2017年7月签署,并至少续期至2020年7月。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领事馆同意资助紧急互援协会的活动。

ABC获得的内部通信记录显示,刘先生告诉协会理事会,领事馆指示紧急互援协会建立一个第三方机构来接收领事资助。

尽管该协议针对的是居住在维多利亚州和塔斯马尼亚州的中国公民,但紧急互援协会在每个州和领地都有当地的微信群和志愿者团队。

斯威本大学(Swinburne University)中国问题专家约翰·菲茨杰拉德(John Fitzgerald)教授说,中国政府将其领事活动扩大到所有华人的后代,而不仅仅是中国公民。

“虽然这些领事馆有责任保护中国公民,但他们没有责任也没有权利干涉澳大利亚华人社区事务,”他说。

“如果他们支持一个实际上是在保护澳大利亚华人而不仅仅是中国公民的组织,人们会问为什么?

“这可能被认为是领事越权……因为那是联邦或地方警察的事。”

委任书还规定,紧急互援协会应“及时向总领馆提供安全风险信息,通过微信群转发总领馆发布的有关安全提醒,协助总领馆开展预防性宣传活动。”

该协议还规定,互援协会和领事馆的指定联系人应“就每一案件进行联系、沟通与通报”  ,并“各自报告上级领导”。

根据互援协会一份2019年的文件,每天晚上,一名当班的夜班志愿者会“写一份正式报告,存档备查”。

与领事馆的协议条款使互援协会内部产生分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理事会成员称:“他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

“哈哈一直在告诉大家,尤其是理事会成员们,永远不要走政治路线,永远不要选边站队,远离政治。

“但他似乎与中国大使馆和一些当地政界人士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

刘先生告诉ABC,他没有犯任何罪。

“我并没有做过任何伤害澳洲的事,我也没有违反过任何法律,”他说。

“如果我做了什么事,我可以接受,但我什么都没有做。我相信法律会还我一个公道。”

紧急互援协会拒绝回答ABC的问题。

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以及驻堪培拉大使馆并未在本文截稿前对ABC提出的问题做出回应。

但是周一晚些时候,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发表声明称,该领馆与紧急互援协会不存在任何“资金往来”,双方达成的约定“严格遵守澳大利亚法律法规”。

声明否认领馆与紧急互援协会的合作构成了对澳大利亚内部事务的干涉,并指责ABC的报道歪曲这种合作的意图。

“我们敦促澳大利亚有关媒体尊重事实和真相,摘掉‘有色眼镜’,停止对总领馆和中国政府的故意抹黑,”声明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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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趣闻:橡胶人字拖是否源自澳大利亚?

这种在澳大利亚称为“thong”的橡胶人字拖(也称为夹脚拖鞋)是世界最古老鞋类款式之一。

在埃及、罗马、希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印度、中国、韩国、日本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人们穿这种鞋的时候都有小改动,目的是在保护脚底的同时让脚面保持凉爽。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人一直热衷于这种实用且让人释放自我的鞋子——但历史表明,我们不能说它是我们发明的。

艺妓、工人和士兵

日本经常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也许是因为在日本文化物品当中不仅有人字拖最接近的祖先(传统上由稻草制成的平底草履),而且还有厚重的下驮(一种木屐)。它因艺妓而驰名。艺妓为了使和服的裙边不被泥土弄脏,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穿着它。

19世纪末,日本开始向世界各地输出自己的文化。一个早期的例子是夏威夷人字拖(被称为slipper或者slippah)。它是一种类似人字拖的草鞋,它起源于1880年代日本种植园移民工人的鞋子。这种拖鞋迅速成为夏威夷服装式样的一部分(就像在澳大利亚,这种鞋适合休闲的生活态度和海滩生活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驻扎在东太平洋的美国士兵把这种鞋作为回国纪念品之后,它开始流行起来——但这种说法存在争议

在20世纪40年代,大规模生产合成橡胶的技术得到了发展,这无疑让并不起眼的人字拖扩大了传播和影响力。然而,直到1959年夏威夷正式成为美国第50个州,人字拖才成为全球公认的休闲象征。

人字拖的澳大利亚渊源

尽管人字拖有着强烈的澳大利亚特性,但它抵达澳大利亚的具体细节却不容易查明。

例如,从1907年开始,广告描述的“日本凉鞋”拥有“柔韧的木头”或黄麻做的鞋底,但是现有的少量插图并没有描述鞋子有鞋带系扣。

1924年,墨尔本《先驱报》(The Herald)就批评墨尔本人“穿人字拖走路,脚后跟过多地着地,造成身体不适和疲劳”。

对于有类似抱怨的女性,给人字拖加装鞋跟是一个解决办法。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足科医生仍然建议人们不要长时间穿人字拖。 (如今,他们也不建议穿高跟鞋了)

1946年,百货公司David Jones推出了“Olympia”,它是一款带有附加脚踝带的希腊风格人字凉鞋。但是,1957年左右,新西兰商人莫里斯·约克(Maurice Yock)和约翰·考伊(John Cowie)都声称对自己称之为“jandal(日本和凉鞋两个单词组成的合成词)”的发明而感到自豪,也就在那时,澳大利亚人与人字拖的联系才变得更加明确,但同时这种拖鞋也受到了质疑。

1959年,澳大利亚的邓禄普(Dunlop)从日本进口了30万双人字拖。从1960年开始他们在澳大利亚国内生产人字拖。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澳大利亚旅游业的蓬勃发展,着装形象也随之发展起来。在一个崇尚平等、悠闲的社会,人字拖作为鞋类的首选,占据了舞台中心

人字拖太过流行,以至于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各州政府纷纷颁布人字拖禁令,以避免经常在工作场所——尤其是建筑工地——发生工伤事故。

1978年,昆士州兰政府以专业性为由颁布法令,禁止学校教师穿人字拖上班。今年,在澳大利亚国庆日的入籍仪式上禁止穿人字拖——这一决定反映出人们希望在官方活动中体现出更强的“重要性和正式性”。

但是人们对于橡胶人字拖的热爱一直在延续,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幕式上,当救生员们举着的巨大橡胶人字拖模型,而凯莉·米洛(Kylie Minogue)站在上面的时候,这种热爱冲到了顶点。

正装与便装之争

与人字拖有关的问题并不仅限于澳大利亚。

2005年,美国一所大学的女子曲棍球队队员就穿着它们去白宫见了布什总统。

随之而来的是愤怒之情,人们质疑这种肆无忌惮的行为究竟是失礼还是分散了人们对这些女性成就的注意力,亦或是显示出在克林顿性丑闻发生后人们对领导人(和时尚)的态度发生了不经意的转变。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人们就可以买到更正式的高跟款人字拖。尽管它们被普遍嘲笑为昂贵的怪异风格,但这种款式在最近一段时间在卡戴珊(Kardashian)的引领下出现了回潮。

高档品牌也有这种鞋,像爱马仕(Hermes)这样的女装店就以600澳元的价格出售一款非常低调的人字拖。

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是,人字拖是发展中国家最受欢迎的一种鞋,正是因为它们的制造成本低廉(通常由回收的橡胶轮胎制成),因此购买价格也非常低。

这种借用“普通人”或“工人阶级”服装将其从实用服装转变为时尚服装的做法并不新鲜。我们在背心连体裤上看到过。荷兰木屐是另一个鞋类的例子。

澳大利亚人重视人字拖不是一种时尚的奇思妙想。甚至连它们的名字都与澳大利亚人对缩写和昵称的偏好相左。在澳大利亚,这种鞋以鞋带的结构组成命名,而不是像其他国家采用拟声词“flip flop”。

这显示出人字拖是受到真爱的,但同时也反映出澳大利亚终究并非正宗。

丽迪雅·爱德华兹(Lydia Edwards)是埃迪斯科文大学(Edith Cowan University)时尚历史学家。本文原刊载于《对话》(The Conver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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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s://mobile.abc.net.au/chinese/2021-01-02/the-un-australian-history-of-the-flip-flop/13021776